“今晚看露天电影，就像回到了小时候。”

8月26日晚，留下街道石马社区在社区小广场支起幕布，放起了露天电影。石马社区的张女士吃过晚饭，早早地就去占了座儿。

“露天电影是小时候的回忆。”张女士回忆，以前，一听说广场上要放电影，家家户户都会拖儿带女地搬着小板凳去占位置，整块地儿满满当当地，好热闹的。”

(资料图片)

那晚放的是由詹姆斯·卡梅隆执导的电影《阿凡达：水之道》，而对当地的居民来说，重要的不是看什么电影，而是和街坊邻居一起看电影的体验，那是乡愁般的记忆。

留下最受欢迎的明星

露天电影，是几代中国人共同的记忆，一块幕布、一位放映员、一束光，就能让小伢儿们开心一整晚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露天电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

今年，留下街道启动“电亮生活，影动留下”活动，又将一部部电影送到了社区居民的家门口。8月26日晚，为大家放露天电影的，是留下街道杨家牌楼69岁的杨志平。

杨志平干了40多年的乡村电影放映员，放过的电影超过7000场，曾两次被文化部评为“全国农村优秀电影放映员”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，杭州大概有60多支电影放映队，2000年后，杭州专职的乡村电影放映员，屈指可数。

“还有那么多人爱看电影，我得放啊。”杨志平这辈子就干过这么一件事，“现在再让我去做其他的，也没有人要了。就专心把一件事做好吧。”

杭州西郊的杨家牌楼，是西溪景观大道旁的社区，杨志平住在一栋5层的楼里，5楼自住，其他的房间几乎都租出去了。

2楼的楼道里，整齐地垒着一堆电影胶卷，都是二三十年前，他花大价钱买来的，有《地道战》《铁道游击队》这样的战争电影，也有《唐伯虎点秋香》这样的喜剧电影。

1973年，杨志平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挑起了扁担，和人民公社的社员们一起下田锄地。后来，人民公社组织文艺宣传队，他因为表现积极，接到了电影放映员的工作。

在当时，放电影是一件风光的事情，并不是人人都能做的，要学电工、电器维修，还要懂机械知识，那就得找一个“有文化的人”。

1978年，拥有高中学历的杨志平正式上任，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，“那时候的高中生，可相当于现在的本科大学生啊。”

学放电影难不难？杨志平没有回答。

他说，“以前在原来的文二路上有个电影学校，光是学放电影就要读三年书。我没有去学过，在公社里培训了一个星期，就跟着师傅上手，做起了赤脚放映员。”

上世纪70年代，中国武术动作片盛行，出现了李小龙、洪金宝等电影明星。当时，杨志平也被当地人称为“留下最受欢迎的明星”。

在张艺谋的电影《一秒钟》里，范伟演的范电影就是一个电影放映员。在那个文化活动匮乏的年代，这个职业相当受人尊敬，以至于范电影去吃面时，老板都会多给他加一勺油辣子。

杨志平说，一块简单的幕布，一台简陋的播放机，常常电影设备还没到场，放电影的晒谷场上就已经坐满了人，小孩子还嬉闹着抢座。

那个时候，他走到哪里，都有人问他，“今天晚上有没有电影看啊？”

走几十里路也要看电影

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，露天电影是人们重要的文化娱乐活动，尤其是在农村，常常是“全村出动把电影看”。

为了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，1998年，文化部、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还提出了农村电影放映“2131”目标，在21世纪初，在广大农村要实现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。

“哪里要是放一场电影，都不用特意做宣传，村民们口口相传就能传遍好几个村子。就算隔着几个村庄，要走几十里路，也要是赶过去看的。”回忆起以前看电影时的热闹场景，杨志平感慨，“现在是很难看到了。”

1990年，电影《妈妈再爱我一次》在内地热映。那一年，杨志平也把这部电影送到了村民们的家门口。据他回忆，当时只容得下1000人的场地，最后来了1500多人，没地方站，很多人就趴在附近的房子上看。

那时候，如果晚上要放电影，公社就会有人拿着喇叭喊——“喂喂喂，各位社员请注意，今天晚上有电影，大家提前半个小时收工，早点回家吃饭。”

没听到的人也绝对不会错过，村里马上就会传开的，“看一场电影，就好像过节一样”。

收工后，社员们就会急匆匆地跑回家里，翻出压箱底的番薯片、葵花籽、南瓜籽，炒起来带到晒谷场上去吃。

杨志平说，“这些东西平常都舍不得吃的，都得存着过年，但是看电影例外。”因为对农民们来说，在当时，看电影是最高的文化享受，“如果通知当天晚上放的是彩色电影，就更开心了，高兴地要跳起来。”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放映队放一场电影，门票只收5分钱，如果实在没钱，一个鸡蛋也可以。

现在可不就是老古董了嘛

现在，杨志平仍然乐此不疲地扛着重重的设备，送电影进小区、乡村、企业，把电影送到家门口。

“他们来看我放的电影，有说有笑的，这一整天下来，我就像打了一场胜仗一样。”杨志平说，这就是他最开心的事。

30年前，放一场电影下来，大概有20元的收入。从放映队离开的队又，有人买了两辆车子运黄沙，赚得远远比放电影多。

队友也劝过他转行，“放电影又赚不了几个钱，何必要死守着不放？再守下去，就要变古董了。”

“现在可不就是变成古董了嘛。”杨志平泡了一杯茶，喝完一口，直起腰，“一直以来，我都是优秀青年，这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，我得做下去。只要还有人喜欢，我就不会放弃。”

他并不把放电影全当是一份谋生的工作，老一辈的人，有很深的信仰。

放电影这个工作，一年里几乎只有半年可以做。

“看天气的，夏天好一点，到了冬天，就没有人愿意在户外看电影了。”杨志平算了算，“以前放一场电影，能来1000多人，现在只有两三百人了。”

他带过五六个徒弟，包括他女儿、姐姐在内。这些徒弟里，能坚持学下来的人很少，现在只有一个60多岁的徒弟能独立放电影。他已经跟着杨志平放了10多年的电影了。

“这毕竟不能成为一份稳定的工作。”杨志平说，“不像以前嘞。”

农村放电影有了好地方

早些年，放电影是杨志平唯一的经济收入。靠着放电影，他养大了女儿，培养她上了大学。现在，如果没人叫他放电影，就在家休息，过得清闲。

不过，逢年过节，他依然都会背上设备，给民工们免费放电影。

1988年，杨志平住的房子重建，他干脆把一楼打通，改成了一个小电影院，大年三十，他就请民工来家里免费看电影，吃点糖果。天气好的话，他也会把电影院搬到社区公园里。

2021年春节初一至初四，他就给近千名留杭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放映了《金刚川》《我和我的家乡》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等院线大片。

2008年春节，一大批外来务工人员因为雪灾滞留杭州，杨志平拿起扁担，挑上了重重的电影设备，踩着雪来到杭州汽车西站附近一所学校的安置点，给这些在杭州的异乡人放了电影《集结号》，“当时，好多人都夸杭州人真好啊。”

异乡人在杨志平放的电影里找到温暖，他在农村放电影的40多年历史，也见证着杭州村镇的变迁。

随着村镇文化礼堂的建设，农村地区的电影观看条件越来越好，杨志平早已经不用担心下雨天，电影设备会被淋湿了。

现在，杭州的农村文化礼堂已经基本实现500人以上规模行政村全覆盖，再偏远的村子里，村民都能看上大幕电影了。在杭州遍地开花的农村文化礼堂，也成了杨志平放电影的新阵地。

现在，看一部电影很方便，电影院也多，杭州已经开出了190多家电影院，甚至打开电脑或者手机就能看。

但杨志平还是觉得，在大幕上看电影，总归是不一样的啊，“更逼真啊，小孩子听到炮火声，还会捂耳朵嘞。”